9月23日，菲律宾参议员卡耶塔诺在参议院弹劾法庭提出程序异议，理由很直接：莎拉·杜特尔特弹劾案的前提问题此前已经处理过，审判中途不应该再就“定罪要多少票”重新表决。他说，如果法庭坚持就这个问题投票，他和支持这一立场的法官不参加。这句话后来成了当天最具体的场面——少数人想把表决停下来，多数人按自己的节奏继续走。 菲律宾宪法给副总统弹劾定了一个硬比例：参议院24人，三分之二赞成才能定罪，满编算下来是16票。7月开庭时，主审官埃斯库德罗按这个口径裁定，不管谁缺席，定罪都按全体24人、16票算。当时可参与人数已经不完整，金戈伊·埃斯特拉达、马科莱塔因贪腐指控被羁押，德拉罗萨因国际刑事法院相关逮捕令在逃，莱加尔达在国外病休，媒体统计约4人无法履职。按24人算16票，和按20人左右算三分之二，结果不是一回事。 卡耶塔诺的阻力集中在“规则不能半路改”。他的逻辑是，前期前提裁定已经形成，审判进入实体后再调计票基数，等于把决定案件走向的规则重做一遍。少数派里，其妹皮娅·卡耶塔诺、伊梅·马科斯、罗宾·帕迪亚、邦戈、卡米尔·维拉尔等人反对按实际参与人数重算门槛；部分少数派成员未出席当天的门槛表决，马克·维拉尔按现场记录作弃权处理。他们不是不承认弹劾要走程序，而是不承认在审判途中把“分母”换掉。 9月23日表决的结果按计划推进。弹劾法庭以13票赞成修改、1票反对，另有6人因反对修改规则未出席表决，推翻7月“至少16票”的裁定。新规则写得很克制：定罪基数只看投票时“法律上和事实上”能够参与弹劾程序的参议员。若实际可参与约21人，三分之二为14票；若按部分媒体统计可参与约20人，三分之二为13.33，向上取也可到14。所以外界说“16改14”，实质不是宪法比例从三分之二变成别的数，而是把不能履职的人从分母里拿掉。 这个改动对控方更直接。原来要在24人里拿16票，部分亲莎拉参议员缺席、在逃、被押，控方反而更难凑满；改成实际可参与人数后，假定20人投票、门槛约13—14票，控方只需在更小范围内争取多数。对莎拉一方，原来按24人算，只要拿到9张不赞成票就能让16票凑不齐；改成20人左右、约14票定罪，不赞成票需要守住的比例更高，防守空间被压缩两票上下。 埃斯库德罗当天投了唯一的反对票。他的担心很具体：1987宪法起草时讨论过“全体参议员”的口径，若因个别人被羁押、生病、在逃就把基数缩小，定罪会比按全员计算更容易。前法官阿兹库纳也持类似立场，认为24人、16票是更稳的宪法解释；前参议长德里隆则反过来说，若大量参议员不能到岗仍硬按24人算，审判可能陷入“没人能凑出结果”的状态。这两种意见不是派系骂战，而是菲律宾弹劾实践里没完全堵死的漏洞。 莎拉律师团队23日当天保留向最高法院上诉的权利。上诉点不会落在“是不是三分之二”这个大比例，而会落在“三分之二的分母是谁”：是宪法意义上的24个席位，还是某一天实际能坐进法庭、能看证人、能质证的参议员。这个问题若送进最高法院，回到的不只是莎拉一案，而是以后任何弹劾案遇到议员被押、在逃、长期病休时怎么算票。 控方这边的辅助材料也在同步走。9月围绕GenCorp与达沃市政府合同，检方传唤莎拉弟弟塞巴斯蒂安·杜特尔特，申请“敌意证人”；前幕僚长波阿也已被按敌意证人处理。门槛改动解决的是“最后多少票能定”，证人、资金、职权滥用证据解决的是“有没有足够理由走到定罪”。两件事分开，但会互相影响：基数变小后，控方只要说服更少法官；可如果实体证据不够硬，少数几张反对票仍然能把案子拖住。 卡耶塔诺没拦住23日这一票。少数派不参加表决，等于把异议写进记录，不给新规则提供“大家都进场投票”的形式正当性。多数派拿到13个赞成，可推进改基数，可继续安排实体审理。案子往后怎么走，取决于两个变量：最高法院接不接分母争议，以及庭审证据能不能支撑任意一项罪名达到新的计票线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