游本昌儿子称，父亲生前已将财产全部捐出，未留下任何遗产，其中还包括向武汉捐赠的100万元 游本昌的儿子游智超后来跟外面说了一件事。老爷子走了以后，几张银行卡摆在面前，每一张都有各自不同的密码，老两口自己都记不全。最后银行方面花了一个多月才把这些账户处理清楚。可动用的现金其实不多——钱基本在生前就散出去了。 疫情防控期间那笔给武汉医护人员的捐款，一百多万元，是游本昌自己安排转出去的，家里人当时并不完全清楚。儿子说，直到2025年老爷子住院，家里开了一次“圆桌会议”，才知道父亲这些年捐了多少。 游本昌是2026年9月24日凌晨1点40分在北京走的，九十三岁。女儿游思涵说，父亲是在睡梦中离开的，没有疼痛。最后一句话是“我很舒服”。9月16日他刚过了九十三岁生日，八天之后人就走了。 但这篇文字不想从“济公”讲起。那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。我想讲的是另一面——一个在舞台上站了将近七十年的人，怎么把自己一点一点交出去的。 1956年，二十三岁的游本昌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，坐火车到北京，进了中央实验话剧院。他那时候心气很高，觉得自己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青年演员，应该在这个国家级舞台上干出一番事业。 结果接下来的近三十年，他演了七十九个角色，其中七十七个是龙套。有的角色连名字都没有，在演员表上写的是“群众”“路人”“士兵甲”。有的连一句台词都捞不到。 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从上海来到北京，满怀理想，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他后来用了一个比喻来说这件事——好演员是鱼头、海参，是大菜，自己呢，就是那提味的葱姜蒜。 没有佐料，这菜也做不出来。这话听着轻松，但几十年如一日地当“佐料”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扛住的。他扛住了。每一个小角色他都认真写人物小传，琢磨神态动作，哪怕只是背景里站着，他也要做一个“有戏”的背景。 这段时间里，他成了家。1956年和妻子杨慧华结婚，两个人一起过日子，一起熬那些看不到头的年月。跑龙套的收入不高，日子过得紧，但杨慧华一直陪着他。后来他们有了女儿游思涵和儿子游智超。 转折发生在1984年。那一年游本昌带着哑剧《淋浴》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。没有台词，全靠肢体动作，演一个人在浴室里调水温，被忽冷忽热的水浇得手忙脚乱。这场表演让很多人第一次记住了这张脸。上海电视台的导演张戈也看到了，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东西，于是找他来演济公。 1985年《济公》播出。游本昌五十二岁。从进剧院算起，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。这是他演的第80个角色。 拍济公这件事，他做得很较真。新僧袍太新了，不像一个流浪和尚穿的，他自己拿剪刀磨布，把衣服做旧。牙齿太白了，拿眉笔涂黑。有一场戏是夏天拍吃肘子，肉在三十九度的高温下放了大半天，已经变质发臭了。 导演说要不换一个，他摆摆手说不用，镜头开着就大口咬下去，装出吃得很香的样子，直到导演喊停才转身吐掉。 还有剧本的问题。原来写的是济公在街上拿了馒头就走，不付钱。游本昌不同意。他说济公是疯癫，但不是无赖，吃了东西一定要给钱。于是他坚持加了一个镜头——人走远了，回头抛回来几个铜板。 还有跟权贵称兄道弟的桥段，他也给改了，换成大闹宰相府，替百姓出气。这些改动都不大，但济公这个角色身上那股“不占便宜、打抱不平”的劲儿，就是从这些细节里立起来的。 那部戏他的片酬是多少呢。每集一百二十块，最后一集涨到一百五十块。整部戏拍下来，拿到手的不到一千块钱。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了，演了半辈子戏，第一次当主角，就拿这么点钱。后来有人问他这事，他说不低，不低。 济公火了以后，找上门的商业活动特别多。代言、商演、剪彩，价码一个比一个高。他推掉了大部分。有些推不掉的，去了也不谈钱。他好像从那个时候起就对这些东西不太上心。 九十年代初，妻子杨慧华被确诊癌症。游本昌正处在事业最好的时候，片约不断。他做了一个决定：全部推掉，停工四年，在家陪妻子抗癌。 四年里他四处求医，陪着杨慧华做治疗。有人替他觉得可惜，说这个时候不拍戏，以后可能就没人找了。他说戏可以以后再演，妻子只有一个。 杨慧华后来康复了。这件事在游本昌的人生里不算最轰动的，但了解他的人知道，这就是他做事的方式。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，他心里有一杆秤。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，游本昌做了一件让很多人不理解的事。2006年，他要拍一部公益电视剧《了凡》。没有钱，怎么办。他把房子卖了，筹了近千万，自己兼任制片人、导演、主演。 然后他跟电视台谈首播权的条件——一集一块钱，前提是不许插播广告，要保证故事的连贯性。电视台觉得这人有毛病，但片子确实好，就答应了。 三年后，2009年，游本昌七十六岁。他在一个会议上看到了一部关于弘一法师李叔同的话剧剧本，看完觉得这是先辈留下来的精神财富，必须把它搬上舞台。剧作者觉得这个题材没有商业价值，不打算继续干了。 游本昌把本子买下来，又卖掉在北京的唯一住房，自筹资金排演话剧《弘一法师——最后之胜利